春秋亿

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五

春秋亿

春秋类提要

等谨案：春秋亿六卷，明徐学谟撰。学谟字叔明，嘉定人。嘉靖庚戌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是编序题春秋亿，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，目录又题曰外编，盖其全集之一种。十二公各为一篇，不载经文，而一一排比年月，随经诠义。盖汉代经传别行，原不相属，似乎创例，实古法也。大旨以春秋所书，皆据旧史，旧史所阙，圣人不能增益。如隐、庄、闵、僖之不书即位，桓三年以后不书王，卫人、郑人从王伐郑不称天，以及月日之或有或无，皆非圣人所笔削，一扫公羊、榖梁无字非例之说，与孙复、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。夫春秋之作，既称笔削，则必非全录旧文，漫无褒贬。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正，然平心静气，不事嚣争，言简理明，多得经意，足以破诸家穿凿附会之陋。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：「为下而先倍，乌在其为春秋也？」可谓要言不烦者矣。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。

总纂官纪昀、陆锡熊、孙士毅，总校官陆费墀。春秋亿序

说经者宜莫难于春秋。匪说之难，能明圣人之意之难也。盖自秦人灭学之后，六经之阙佚者十六七矣，独春秋哉，而春秋为甚。汉儒喜以其意补经，即于他经悖理乱真者不少，苟以理绌之，其诬可立辨也。春秋，事词也，事词在千载之前，有无疑似，即有增损，无从质之矣。故曰说经者宜莫难于春秋也。今之说春秋者，类以左氏为之证，而参以公、谷二家。彼其因事以属词，缘词以命例，事同则词同，词同则命例宜无不同。然而正变相错，权衡互异。若继弑一也，或书即位，或不书即位；纪元一也，或书「王正月」，或不书王正月，或单书「春王」而不书正月；伐国一也，或名或不名，或爵或不爵；专将帅师一也，或去其「公子」，或不去其「公子」；弑君一也，或明其为弑，或不明其为弑。乃三家各就其词而为之说，求之春秋之本文，其说皆无有也。即以春秋之本文独行于世，千载之下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指其词之所之也。故学者不得不据传以求经。夫经之为言常也，简易明达之谓也。圣人作之，将以垂宪于无穷，而乃故为微暧难明之词，若置覆焉，而须传以为之射，则何异于日月之借光于爝火乎？必不然矣。按班固艺文志云：「仲尼伤杞、宋之亡征，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与左丘明共观史记而修春秋。」当其时，祗以口授弟子。「左氏惧其异言失真，乃因本事以作传。」信斯言也，则经与传有辅车之倚焉，不当独推尊孔氏矣。即令附春秋而作，其事词已无不可信，而又何有于公、谷二家？乃汉初鼎列于学官，而尹氏、君氏、盟蔑、盟与、筑郿、筑微、厥憖、「屈银」之文，又辄与左氏相龃龉者，不可胜纪。夫经文一也，然且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况其有无疑似微暧难明者乎？故知三家各受师承，以口说流行，即左氏亦孔子以后之书。自汉以来，经从传出，马端临以意增损之，疑不为无谓。而南宋大儒，顾复取其以意增损之词，为之悬想臆度，断以圣人之特笔在是，以其可解者谓之正例，而以其不可解者强名之曰变例。至谓仲尼见诸行事之实，以天自处，削天于王，夺位于国，去氏族于卿大夫，略无顾忌。虽一时进御之言，意在纳约，然谓之说传则可，谓之说经则不可，亦何怪乎求之愈深，而失之愈远也。圣人之意，其尚可得而见耶？圣人之意，简易明达，要以仍人道，正王法，善善恶恶，是是非非，删繁举要，据事直书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故系王于天，则文武之威灵犹在；托笔于史，则周公之衮钺具存。即有所褒讳贬损，皆天子之事，史官之职也，而举不以乙与焉。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诸侯卿大夫之功罪，不必屑屑焉衡较于爵氏名族之予夺，而其情固莫之能遁矣。故曰：「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。」于乎，尽之矣。说春秋者，孰有深切著明于孟氏者哉？愚故以易起家，少不自揆，间尝旁窥是经，辄苦其难通，迄今三十余年，发𩭹𩭹短矣。兹以填郧之隙，因感杜征南在襄阳时笺释左氏，乃重掇三氏，并范、杨、何、孔诸家疏解与胡氏之传，猥加裒辑，稍略其正变之例，缺其有无疑似之文，祗来其说之不诡于理者，以符会孔氏窃取之义，而汇为一书，名之曰春秋亿，凡如干卷。亦知其不可以幸中，第无敢狥传蔑经，随人射复，以坐失圣人之意云尔。